需要多久的时光，一个疑问才能逐渐解开。

那个时候，听着希希“彬彬，彬彬”的念叨，我对王彬彬是持深深怀疑与小小不屑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用整整一节课来讲。我仍然记得那个时候王彬彬的模样。一件灰色毛衣，前面全是树与房子的图案。他斜着惯常的批评家的小眼睛，嘿嘿而笑，摇着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你们一旦相遇，会彼此相爱，最正确、最理想的那个人……？你们都相信？”

那是1979年。即使当荒漠般的文革十年过去，第一批直面人类情感的文字，呈现出解冻时期特有的幼稚，即使弥漫着理想与感伤主义的气氛令人隐隐感到有些矫情与不妥，我们，20岁的女孩子们，坐在课堂里，大多数，都用一种复杂与怀疑的眼光望着王彬彬。那个时候的王彬彬，还没有和金庸“华山论剑”，也没有“死在路上”，大概还是“城墙下的夜游者”吧。当他在课堂上说“暗恋这个词语是荒谬的”，大家惊讶，窃窃私语，我抬着固执的眼睛，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王老师？为什么这个词荒谬？”却得不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笑，反问：“你们都暗恋过吗？”

这一次，我仍然抬着眼睛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回答仍旧模棱，大意是说，你们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要交给时间。

那是2003年。浦口三区教室外面，是一路灿烂的樱花。48个20岁左右的女生，生命几乎还没有展开。谁会相信那个因为小龙女睡在一根绳子上而批评金庸的王彬彬，谁会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样最正确的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苦苦等待与你相逢。除非终于相信生命里不会有花开，但是谁又会终于相信呢。

二十多年后，当张洁终于写出《无字》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必用小说指引生活了。

我已不见王彬彬的笑容有多时，我已不读小说有多时。我曾经那样相信过的，但终于还是遗忘了。

我所能记起的，就是，王彬彬喜欢说，某某东西，某某东西，都是荒谬的。

（二）

昨晚佳佳在QQ上逮到我，疯言疯语，胡言乱语，据说又进入焦虑期，拼命对我说：戴戴你写点什么吧你写点什么吧。

写什么？我说，春天来了，你是花粉过敏还是没有拜桃仙，没走桃花运？

可惜焦虑期不是熬熬就过去。

那天深夜迷糊中被佳佳的短信吵醒，说快看CCTV新闻频道铁凝专访。于是爬起来看了最后五分钟。

自从铁凝成了中国作协主席，对她的访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本跟我没啥关系，无非正式宣告文学偶像时代的终结。实际上终结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总之，就在这五分钟里，又听见铁凝说：“你只有对爱情与婚姻不抱希望，才能在爱情与婚姻里获得幸福。”

这句话，我已经是第三次听到了。纸质媒体的访问里她就这么说过。无疑主持人又问50岁的铁凝独身问题。佳佳又开始翻旧账：想当年她和张贤亮……浪漫情事哇。那都是啥年代的事了。但是，谁知道，当50岁的铁凝说出上面一番话的时候，她心里是否掠过某个遥远的影子呢？

何时开始还是此刻，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三）

突然想起阿戈。

那个十四年故事怎么样了？

阿戈的短信：“结果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保持原状。我几乎对爱情不抱希望了。”

距离阿戈第一次对我提及“十四年故事”，已经有一年多了吧。居然还念念不忘，真是奇怪。那是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故事，千里之外的。然而你不得不承认它多少有些样本价值。有多少人一辈子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人的一辈子又有几个十四年呢。

我曾看过他们在博客里一点点、一滴滴地回忆长达十四年的深沉爱恋，当他们穿过了十四年的幽深隧道突然被命运之手推到彼此面前，猛然发现彼此注定的属于和一次次的错过，但是——为什么人生总要有“但是”来代表转折——他们终究是选择了继续沉默，留在阴差阳错的恋人身边。

可是他们，“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吗？阿戈直指人性之懦弱，我在咀嚼懦弱中的善良。是因为善良，所以不能任性吗？也许，爱与不爱之间，有那样足够的空间，足够两个人以阴差阳错的名义相拥，甚至厮守一生。

当阿戈还是阿戈的时候，她坐在我同桌的后面，用一个黄色封面的笔记本抄录各种各样的句子。在那本“黄宝书”书里，我第一次读到席慕容这样的句子：

“
是令人日渐消瘦的心事
是举箸前莫名的伤悲
是记忆里一场不散的筵席
是不能饮不可饮
也要拼却的
一醉
”

还有这样的：

“
于是
在这黑暗的时刻
我悄然隐退
请原谅我不说一声再会
而在最深最深的角落里
试着将你藏起
藏到任何人
任何岁月
也无法触及的
距离
” 

那是1999或2000年吧，我们都还在高中，正是读席慕容的年纪。一读这样的句子，就有被轰然击中的感觉。

而今天，当这些句子突然浮起于脑海，被反复咀嚼于唇齿，不过是陌生人的我给他们的十四年妄加的注脚。但恐怕这不是个“我不相信梦是假的”的时代了吧。我们正值年少，谁此时孤独，注定永远孤独。阿戈的感叹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么？对于我，这早已不是“今方信”的问题了。永恒的缺憾，早已一次次被教育过，哈代说“这是一个损毁的星球”，佳佳说过，我看着你被损毁到什么程度……司汤达说“to the happy few”，但是读《红与黑》的人，谁把自己归入“the happy few”呢？我们都是沉默着的大多数。

记得那天，她说：戴戴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是真的爱过他的？我哄着她：你应该庆幸，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刻骨铭心。恐怕我只能这样说了。

翻看以前写的文字，2004年的秋天有一段：

“我多么希望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等不及要看到我的一生。我不屑于做人类的先知，做自己的先知尚且是个乌托邦。小说哗哗哗就翻过去几十年，王琦瑶在抢劫者扼住喉咙的刹那瞥见了四十年前旧上海的那个电影片场，她的一生开始的地方。蔓桢坐在昏暗的小店里，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十四年故事的主角们将会有怎样的一生，就像我不知道我的故事如何续写。而我已经不再迫不及待了。

白天，一个一向对我很和善的阿姨再次关心我，她很诚恳地劝慰我，不要把理想抱得过死，不要把婚姻看的过高。

我微笑了，那么（大意，大意而已），婚姻，不过是差不多的时候遇见一个差不多的人罢了。

她显然一愣，随即稍稍点点头，就再也没说什么。人到中年的她，是我的回答意外地和她的沉默站在一起吗？

最后的最后，我终究还是要站出来否定王彬彬的，谁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那个最理想、最正确、最合适的人？谁说？

问题仅仅在于，这“最理想、最正确、最合适”，原来，是个变量。消逝的岁月里，那伸向命运的和解之手如此温暖。至于，“藏到任何人，任何岁月也无法触及的距离”的那些东西，就交给时间吧。一切障碍遇它皆亡。 □

Weiyang DAI i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Nanjing University. 
Emil: dai_weiyang@hotmail.com

□ Part One, Received 20070405, Online 20070413
□ Part Two & Three, Received 20070414, Online 20070415